书生报国的悲剧——孔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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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融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不算主要人物,第四十回,孔融之死的原因是,曹操起兵三十万,欲扫平荆州,征伐刘表、刘备与孙权。孔融认为不可,并说“以不仁伐至仁,安得不败乎!”此话被郗虑报知曹操,同时他又在曹操面前,说起孔融往昔的狂傲,曹操盛怒之下,诛杀…孔融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不算主要人物,第四十回,孔融之死的原因是,曹操起兵三十万,欲扫平荆州,征伐刘表、刘备与孙权。孔融认为不可,并说“以不仁伐至仁,安得不败乎!”此话被郗虑报知曹操,同时他又在曹操面前,说起孔融往昔的狂傲,曹操盛怒之下,诛杀了孔融全家,在演义中就此落幕。事实上孔融的坎坷变幻,远不于此。
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,自幼以孝知名,文采蜚声一代,是建安七子之一。他的仕途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中央,在汉末史上,充满着多变的色彩。
嘉平六年(171年),二十五岁的孔融,在司徒杨赐府为司徒掾(司徒府中的部门负责人),开始进入仕途。当时正暗中调查贪官,孔融检举的官吏,多是宦官亲族,此事尚书觉得畏难,孔融却严辞不阿。中平元年(184年),何进封为大将军,孔融奉命致贺,被阻于门外,愤然而去,为此何进曾派出刺客,刺客进言于何进,孔融名气大,此举不是争取人心的办法,当予重用才是,因此孔融又擢升为侍御史(主管宫中奏事,弹劾官吏等)。董卓专权时,又为司空掾,三日后,升迁为虎贲中郎将(负责宫中警卫),对董卓废立,孔融匡正直言,触犯了董卓,再转为议郎(负责顾问的应对)。
初平元年(190年),黄巾侵扰州郡,北海国(今山东昌乐西)地处要冲,董卓调任孔融为北海相(朝廷派往诸侯国的鉴察官),可能是董卓眼不见心不烦。
孔融在北海,以济世为自任,举荐贤才,重用儒士,尤其崇敬经学大师郑玄,在高密县(今山东高密)特立郑公乡。不久,幽州叛军突至城下,北海一片惶恐,孔融出城游说叛军,稳住了局面,又与别将夜袭幽州军,收在部下,但后来这些人还是叛逃而去。
初平二年(191年),孔融动员吏民,治军讲武,并与邻近互为联合。黄巾张饶所部二十余万,由界内经过,孔融酒后迎战,被张饶所败,退守朱虚县(今山东临朐县东),收集散兵,并安置被黄巾裹挟的四万余众,置城邑,立学校,推行儒术,彰显孝道,对于无家死亡者,予以妥善安葬。一年后,黄巾管亥又来攻城,孔融自料不敌,向平原相(今山东平原县)刘备求救,刘备以三千援军解围。
兴平元年(194年),北海处在黄巾的漩涡中,孔融退走徐州(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县),正值陶谦去世,曾力劝刘备担任州牧。兴平二年(195年),刘备推荐他为青州刺史。当时青州刺史有三人,田楷为公孙瓒任命;袁谭为袁绍所立,孔融仅占据北海国中一、二个县城。建安元年(196年),因孔融不依附袁绍,被其子袁谭所攻,自春至夏,袁兵猛烈进攻,战斗异常激烈,北海兵仅剩数百人。孔融却凭案读书,小城终于在夜间失陷,妻子被虏,他败逃东山。
建安元年九月,汉帝迁都许县,四十四岁的孔融,被征召为将作大匠(掌管宫室修建的官员)。新都草创,朝中议会或应对事宜,都是孔融主持其中,公卿仅列名次,可见他的学识,在当时是有影响的。现举三例,可见孔融从政的见地。
马日磾奉命出使淮南,有意接近袁术,而袁术却轻视他,并夺其符节(代表中央使臣的一种象征),至使马日磾呕血而亡,公卿所论是要以礼制表彰他。孔融认为,袁术叛逆蓄谋已久,日磾在彼近一年,必有所知情,却态度暧昧,今皇上体抚旧臣,未加追查细情,就已是很宽恕了,此事不宜过渡宣扬。
建安二年,袁术僭越帝位,太尉杨彪与袁术有亲属关系,曹操以此欲借机除掉杨彪,将他下狱勘问。孔融认为杨彪,三世三公相汉,德高望重,未曾与袁术同流。所以急切找到曹操,以周礼“父子兄弟罪不相及”为其辩解,曹操内心虽是耿耿于怀,但找不出杨彪与袁术的任何瓜葛,罪名难以成立,最后只好放了杨彪。
建安四年,孔融调任为少府(掌管皇帝衣帽、膳食的管员),当时荆州牧刘表,不向朝廷进贡,又自行郊祭天地,是僭越行为。汉帝诏示群臣讨论,孔融分析道,刘表虽然拔扈一方,罪不容赦,但是为了当前大局,暂时还不易掲露他,因为他地处偏远,不可能有大的作为,陛下应以国家为重,一旦听说不轨就兴兵讨伐,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的办法。我以为要先放一放刘表的事,以便巩固全局。孔融对曹操,言语多有讥讽,来表明自己态度,史有其例是:建安九年(204年),曹操攻占邺城,曹丕私纳袁熙之妻甄氏,孔融致书于曹操说,“武王伐纣,以妲己赐周公。”曹操事后问孔融,出自那种典籍?孔融回答“以今度之,想当然耳。”建安十一年(206年),曹操北征乌桓,孔融曾说,“大将军远征,萧条海外。昔肃慎不贡楛矢,丁零盗苏武牛羊,可并案也。”意思是说,商周时的肃慎族,不向伐纣的武王贡献楛矢(楛是一种做箭杆树木);前汉苏武在北海放牧,羊群被丁零人盗走,这些事都可以一并结案了。稍后,孔融反对曹操禁酒,曾说“人有旨酒之德,故尧不饮千钟,无以成其圣,且桀紂以色亡国,今令不禁婚姻也。”再后,孔融为了限制其权力,上奏汉帝宜推行“王畿制”,即在京城千里内,不予分封。因孔融知名,曹操表面上虽似宽容,但心中却非常忌恨。
有一个叫郗虑的人,深解曹操之意,他上奏汉帝,因为一些小过,力谏罢免孔融。郗虑与孔融是同乡,他的带头,颇有震撼力。再后由曹操出面,致书于孔融,劝说孔融与郗虑和解,不要因为一些误会,成为隔阂。书中重点在最后一句,“破浮华交会之徒,计有余矣。”意思是说,你不要再夸夸其谈,并结交类似的朋友,暗示孔融站到曹操这边。建安十二年(207年),曹操又推荐他为太中大夫(掌管议论政事)。这一软硬兼施的信号,并没改变孔融的初衷。
孔融直言无忌,闻人之善极力宣扬,面告其短退称所长,知无不言以为己过,所以海内英贤都信任他,经常是宾客盈门,“坐上客恒满,尊中酒不空”。孔融的威望,终于使曹操采取了果断措施,使郗虑再次罗织罪名,令路粹出面,掲发孔融的“四大罪状”:一,在北海见汉室多故,招集徒众说,“有天下者,何必卿金刀。”又与孙权使谤讪朝廷,这是叛逆证据。二,身在公卿之列,衣冠有违礼仪,带头冒犯朝威。三,孔融曾说,“父之于子,当有何亲?论其本意,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,亦复奚为?譬如寄物缶中,出则离矣。”这些有悖人伦之说,是大逆不孝表现。四,孔融与祢衡相互吹捧,祢衡说孔融是“仲尼不死”;孔融回答是“颜回复生”。以上所为,应处予重罪。
曹操以此为典型,于建安十三年(208年)五月,诛杀了孔融与其全家,就这样五十六岁的孔融,被划上叛逆加不孝的句号。因为孔融在社会上,影响重大,事后,曹操又觉得难以服众,所以又亲自发布一篇“宣示孔融罪状令”,在这篇文告中,曹操不谈叛逆,只着重指出他“违天反道,败论乱理”的罪名,宣示于诸军将校,并以此搪塞世人。
纵观孔融一生,他的仕途并没有带给他多大荣耀,而他的落幕是,以孝知名又毁在孝字上,真是有些不可思议。孔融曲折的经历,诠释了一个书生报国,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悲剧,他的实践可以从三个方面总结。
第一,孔融就任一方,在大动乱中,虽然也曾整军备武,但看不出他的自卫能力,说明他缺乏军事才能。而他的要旨是,试图以兴学重儒,举荐人才,达到以文治乱的目的,结果证明,在乱世权变中,到处碰壁。孔融近乎荒唐的临阵对敌,又只能是屡屡败北。这股书生气,在兵荒马乱中,显得即苍白又不合时宜,面对这一现实,孔融并没有从失败中,感悟到教训与启示。
第二,孔融在中央,无论是董卓还是曹操当权,他敢于不惧权势,直言不讳,嫉恶扬善,试图以自己意愿,匡正朝纲,这些都寄托着孔融济世的才识。低调处理马日磾;全力营救杨彪;对刘表知而不发,这些主张,应该说有利于当时政局的稳定,说明他在从政上还是有高明之处,倘若在治世时,说不定他会大有作为。孔融投身在衰微的乱世,力图再造中兴,只能是他一种夙愿。《后汉书》说他,“负其高气,志在靖难,”就是这种寄托。
第三,孔融出身世家,正统思想根深蒂固,他与曹操,是同时代人,但他与曹操的政治取向,是截然不同,当初,袁绍、曹操初露头角时,有人劝他要结识一方,孔融深知袁、曹终要图谋汉室,怒杀其人,表明了他的立场。
十多年来,曹操大权在握,在朝中扶植亲信,挟天子令诸侯,已成为既定的事实。孔融在曹操控制下的朝廷中,敢于锋芒毕露,抵制曹操,可见他不懼权势,是有些胆略,但这种无畏的对抗,没有一点用处,也不可能左右大局,相反,必然为曹操所不容。曹操诛杀孔融,就是要在朝中,清洗那些拥汉势力,以便攫取更大的权力。果然,孔融被杀后,六月曹操自立为丞相。
按孔融的一贯所为,不可能如路粹所说,是背叛加不孝。曹操在“宣示孔融罪状令”中,不提叛逆一节,就已否定了这一点。在所有罪状中,孔融的一些言论,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,是否真如此,已无从查证,即使如路粹揭发,一些有损于形象的戏虐之言;还有他推荐的袮衡,给曹操带来的挥之不去的阴影。这些也不足以构成死罪,更何况是株连全家!曹操含糊其辞处置了孔融,更加无所顾忌。七月,曹操亲率大军征讨荆州,迈进了赤壁之战的前夜。
孔融不具应变之策,仅以书生的热情,冲在治乱的实践中,实际上是志大才疏,注定要倒在强权下。反之,即使曹操不杀他,恐怕他也难有作为。
孔融对曹操,言语多有讥讽,来表明自己态度,史有其例是:建安九年(204年),曹操攻占邺城,曹丕私纳袁熙之妻甄氏,孔融致书于曹操说,“武王伐纣,以妲己赐周公。”曹操事后问孔融,出自那种典籍?孔融回答“以今度之,想当然耳。”建安十一年(206年),曹操北征乌桓,孔融曾说,“大将军远征,萧条海外。昔肃慎不贡楛矢,丁零盗苏武牛羊,可并案也。”意思是说,商周时的肃慎族,不向伐纣的武王贡献楛矢(楛是一种做箭杆树木);前汉苏武在北海放牧,羊群被丁零人盗走,这些事都可以一并结案了。稍后,孔融反对曹操禁酒,曾说“人有旨酒之德,故尧不饮千钟,无以成其圣,且桀紂以色亡国,今令不禁婚姻也。”再后,孔融为了限制其权力,上奏汉帝宜推行“王畿制”,即在京城千里内,不予分封。因孔融知名,曹操表面上虽似宽容,但心中却非常忌恨。
有一个叫郗虑的人,深解曹操之意,他上奏汉帝,因为一些小过,力谏罢免孔融。郗虑与孔融是同乡,他的带头,颇有震撼力。再后由曹操出面,致书于孔融,劝说孔融与郗虑和解,不要因为一些误会,成为隔阂。书中重点在最后一句,“破浮华交会之徒,计有余矣。”意思是说,你不要再夸夸其谈,并结交类似的朋友,暗示孔融站到曹操这边。建安十二年(207年),曹操又推荐他为太中大夫(掌管议论政事)。这一软硬兼施的信号,并没改变孔融的初衷。
孔融直言无忌,闻人之善极力宣扬,面告其短退称所长,知无不言以为己过,所以海内英贤都信任他,经常是宾客盈门,“坐上客恒满,尊中酒不空”。孔融的威望,终于使曹操采取了果断措施,使郗虑再次罗织罪名,令路粹出面,掲发孔融的“四大罪状”:一,在北海见汉室多故,招集徒众说,“有天下者,何必卿金刀。”又与孙权使谤讪朝廷,这是叛逆证据。二,身在公卿之列,衣冠有违礼仪,带头冒犯朝威。三,孔融曾说,“父之于子,当有何亲?论其本意,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,亦复奚为?譬如寄物缶中,出则离矣。”这些有悖人伦之说,是大逆不孝表现。四,孔融与祢衡相互吹捧,祢衡说孔融是“仲尼不死”;孔融回答是“颜回复生”。以上所为,应处予重罪。
曹操以此为典型,于建安十三年(208年)五月,诛杀了孔融与其全家,就这样五十六岁的孔融,被划上叛逆加不孝的句号。因为孔融在社会上,影响重大,事后,曹操又觉得难以服众,所以又亲自发布一篇“宣示孔融罪状令”,在这篇文告中,曹操不谈叛逆,只着重指出他“违天反道,败论乱理”的罪名,宣示于诸军将校,并以此搪塞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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